9月3日,当记者来到午极镇石字岘村抗日老兵刘福坤的家中时,89岁的老人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书,这是他几乎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得知我们的到来,他很激动,立即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刘福坤老人1925年出生在石字岘村一个普通的家庭,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出去做点小工支撑,日子过得艰难而拮据。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军在全国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让一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眼看周边的不少人为了保卫家乡、保卫亲人积极参军,刘福坤要上战场的心思也在心中萌发。1942年秋天,17岁的他,在多次目睹了日本鬼子扫荡之后,毅然参军。

“胶东抗大”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6月1日创立于陕北瓦窑堡,1939年初迁到延安。不久,中央指示“抗大”到火线上去办学。为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山东纵队决定,派出“抗大”第一分校的第一大队到胶东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编为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1940年4月正式成立,简称“胶东抗大”。1940年夏秋之交,校部转移到平度大泽山区,边战边学。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司令员指挥下的胶东主力军打下栖霞牙山,当日下午,“胶东抗大”胜利到达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条件。“胶东抗大”在牙山北麓办学的几年,正是日寇最疯狂、扫荡最频繁的时期。然而招生、培训不但从未间断,反而缩短培训时间,增强招生数量和训练内容,当时军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刘福坤进入军队的第一年,就是在新兵连,要求保护好抗大学生的安全。他告诉记者,当时抗大的学习条件很艰苦,学员们经常是借个门扇当黑板,背包就是凳子,双膝就是小桌,由于长年睡在铺着茅草潮湿的地面上,衣服又不能经常换洗,很多同志生了疥疮,全身痛痒得不能入睡。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并没有倒下,而是更加认真地学习。当时的刘福坤和战友深受学员们的感染,也将全部的精力和热忱投入到自己的革命任务当中。“平安时,我们就和学员们一起帮助群众耕种,有时也借他们的课本来看一看；战乱时,我们就帮助掩护群众转移,保护人畜安全,因为有了‘抗大’的存在,牙山革命根据地才更加活跃和巩固。”刘福坤回忆道。

结束了保护抗大学生的任务后,刘福坤和战友又在牙山挖了一年的战壕。那一年, 他几乎没有一天能吃一顿饱饭,但在枪林弹雨中,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着。饿了,就抓起身边的野草垫垫饥；困了,就倒头眯一小会。“一想到挖战壕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回想起当年挖战壕的情景,刘福坤依旧很激动。

1944年,刘福坤又被调到了侦察连,负责侦查学校周围的敌军情况。有一次,他们接到命令外出侦察,碰巧遇到几个鬼子来村里扫荡。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刘福坤他们没有退缩,找准时机朝鬼子扔了手榴弹,将他们一举消灭。随后,他们把村民们安顿在安全的地方,又继续出去侦察,就这样来来回回接近两个小时,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他们才放心地离开。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福坤跟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数次战役；1952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刘福坤因负伤被批准复员,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农民。

“当初我当兵的目的,是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我的愿望实现了,党和国家还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所以我非常满足。再想想牺牲的战友,我更觉得自己不应该向党伸手要什么,只有为党和国家多做点事,才觉得心里踏实。”刘福坤对记者说。虽然老人的耳朵现在有些背,但他每天仍然坚持看书看报,了解一些时事动态。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时,刘福坤欣慰地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历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抗战胜利,是无数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田甜 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