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胶东育儿所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党、政、军干部结婚生子。孩子年幼,环境恶劣。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1941年冬,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联合在荣成县创办了胶东医院育儿所,主要收养无法随军的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1942年5月,因形势逐渐恶化,育儿所由荣成县沟曹家村转移到牟海县境内的东凤凰崖村。7月该所改名为胶东育儿所,9月又迁至田家村。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在周边村庄为那些孩子寻找乳娘。
有条不紊的工作机制
迫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育儿所在管理体制上采取村民分散收养的方式应对险恶的形势。东凤凰崖村处于乳山、牟平、海阳三地交界处,是日军统治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群众基础良好,成为八路军子女寄居的主要村庄之一。育儿所的主要工作就是选择可靠的不脱产的乳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而且要担风险。育儿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联系,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选择了一批乳娘,经体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这些乳娘,有的是即将给自己孩子断奶的妇女,有的是不幸夭折了吃奶孩子的妇女,还有正是哺乳期的妇女。在当时,为了隐蔽,孩子是随乳娘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乳娘是“妈妈”。乳娘与育儿所的联系,主要依靠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直接与乳娘联系。
随着孩子的增多,到1944年,育儿所的管理工作分为总务、医务和巡视三个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当时环境虽恶劣,但党组织和政府还每月按孩子年龄的大小发给细粮22斤、20斤、18斤,每年按春、冬两季把布和棉花发给乳娘,为孩子做衣服。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到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党组织和政府都想办法及时送到育儿所,再由总务组分发给孩子。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乳娘家,为孩子和乳娘检查身体,向乳娘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尽管当时育儿所的孩子分散在50多个村庄,有的还相隔100多里,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育儿所严格规定每半月进行1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要直接检查到每个孩子。育儿所在孩子们的生活卫生方面作了许多规定,要求每个乳娘做到:春秋季节每3天给孩子洗1次澡,夏天每天洗1次或数次,冬天7~10天洗1次;孩子的衣服平常3天洗1次,夏天1天洗1次,绝不允许让孩子喝生水、吃冷饭。巡视组除了负责到各村巡视检查乳娘带孩子的情况外,主要是做好调查、聘请新乳娘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把育儿所管理得有条不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育儿所的保密工作抓得相当严格。所内孩子父母的姓名不允许告诉乳娘等任何人。总务组人员和医生们分工责任的孩子所住的村庄及农户名字等信息,要全靠脑子记下来,不准写在纸上,以防路上被捕而暴露了孩子的情况。日寇扫荡期间,育儿所的办公场所经常转移,每次转移,都要销毁所有带文字的资料,以确保育儿所机构和所有孩子的安全。
胜似生母的众多乳娘
最值得人们敬慕的是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乳娘们。是她们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2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马石山一带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当时,胶东育儿所的30多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乳娘们表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在反“扫荡”中,乳娘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周旋。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撤离,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在1944年“六一”儿童节纪念大会上,宫元花和李玉华被授予“育儿模范”的光荣称号。
那年9月,东凤凰崖村姜明真的孩子刚满八个月,为了哺育育儿所的孩子,姜明真毅然给自己的孩子提前断了奶,从育儿所接过刚满两个月的福星。不久日军“扫荡”时,她和婆婆带着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上。两个孩子,只要喂一个,另一个见了就要哭闹,为了避免哭闹暴露目标,她先让婆婆照顾着福星,却把自己仅10个月的孩子抱在另一个山洞里,当她刚刚返回福星和婆婆藏身的山洞时,敌人就开始轰炸,她紧紧把福星搂在怀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婆婆硬要出去看看,为了福星,她忍痛劝阻婆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着,福星安然地躺在姜明真的怀里。鬼子撤走后,她和婆婆扒开洞抱出自己的孩子一看,孩子的手脚因在洞里爬来爬去,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嗓子哭哑了,肚子胀得像小鼓,回家不几天就夭折了。母亲失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可姜明真强忍无限的悲痛,告诫自己,为了福星,决不能倒下去。从此,她把母爱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把福星喂养到3岁,让其父母领走了。在那几年里,姜明珍先后收养了4个八路军子女,他们都好好的,而她自己的6个孩子当中,因为战乱、饥荒和疏于照顾,先后夭折了4个。
同年初冬的一天夜里,东凤凰崖村的肖国英,守着大女儿躺在炕上。二女儿不久前夭折,她正在被窝里暗自垂泪。这时,有人轻轻地叩打家门。她惊慌地叫起大女儿杨德香,刚想把她给藏起来。村治保主任杨锡斌和妇女主任矫凤珍在门外开口了,后面还有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进了屋,把孩子放在炕上一看,这是一个刚刚出生12天的小男孩。肖国英知道这是队伍上的孩子,得安插在她的家里,由她来当奶娘。孩子名字叫远落,远落刚送来时瘦弱不堪,老是拉肚子。为了治好远落的病,肖国英三天两头跑到育儿所去找医生拿药。为了让远落吃上充足的奶水,大冬天,她让丈夫到河里砸冰窟捞鲫鱼,熬成汤喝。伺候好远落对于肖国英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最让肖国英害怕的是日本鬼子多次来扫荡。在躲逃中,她那3岁的女儿吓得大哭不止。她怕暴露目标,就把自己女儿扔在草垛里,任她在那里哭闹,自己却带着远落躲在山坳里。几天几夜,不知道女儿的下落,她的心像被揪去一般。平日里,做针线活的时候,她把远落放在怀里;上山干活的时候,弄在背上背着,一刻也不敢撒手,生怕他有个闪失。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部分孩子要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落远的亲生父母也来接孩子,为了怕肖国英伤心,村干部故意把她骗出去。回到家,她发现孩子被接走了,号啕大哭,茶饭不思,大病一场。
同时被包围在马石山上的奶娘佟玉英,她抱着军人的孩子王文胜躲进深山。寒冬的山里,寒气袭人,天空还飘着雪花。王文胜冻得发抖,哇哇啼哭,吓得佟玉英赶紧把自己的上衣大襟解开,把王文胜揣进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暖和孩子。暴露目标可不得了,那是全村人的生命。山上,有多的像蚂蚁一样的鬼子在搜山;头上有多架飞机在空袭。王永胜暖和了,停止了哭泣。而她自己的儿女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手脚都冻麻了。她低声呵斥女儿别哭,自己何尝不是在忍受着呼呼的北风针扎似的痛呀。
东凤凰崖村乳娘初连英,1942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小的孩子正是需要奶水的时候,她听到有些八路军女同志为了早日返回前线,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的消息后,主动到育儿所抱回个叫爱国的孩子奶养。大家担心她自己的孩子太小,断不了奶。初连英表示:“爱国的父母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我为她们带带孩子,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在当时,把心血全部倾注给孩子的何止是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和乳娘,即使那些年迈的老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力。东凤凰崖村乳娘沙春梅抱回育儿所3个月大的小春莲奶养,年迈的婆婆为了让儿媳专心带好孩子,她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了。春莲5岁时,前方的父母把她接走了,全家人吃不好、睡不香,做梦也和小春莲在一起,婆婆也因想念春莲哭成了耳聋病。
然而,大部分乳娘没有留下姓名。
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所内儿童已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220人。1946年2月,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指示,该所一部分幼儿随公署机关转移至莱阳境地,一部分幼儿依然分居在田家及附近各村。当年秋天,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胶东西部形势日趋紧张,去莱阳部分幼儿又重新返回田家村。
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办所
1948年春,育儿所由田家村迁至离乳山城区较近的腾甲庄村,分散在各村的儿童集中居住,此时所内还有儿童300余人。胶东育儿所的地方挺大的,是大地主的房子,有四五十间屋子。前排是临街房屋,有十几间,有3个大门;中间有三四排房子组成院落,院内有滑梯、大木马等儿童玩具,院子东面有一栋二层楼,所里物资都放在那儿;后面也是一大排房子,再后面是个花园。当时所里的孩子,小的有几个月,大的有八九岁。几个月的孩子有专人负责照顾,小的孩子喝奶粉,大的孩子主要吃馒头、米饭;工作人员也在育儿所吃住,主要吃馒头和饼子。小的孩子随保育员睡,大一点的孩子睡在木床上,床上铺着毯子,有专人护理。育儿所里有专人为孩子做饭,有专人为孩子洗衣服、缝衣服。
育儿所有了集中育养条件,开始公开招收保育员。姜淑珍老家是莱阳市院上镇七岌村,那年春天有两个20多岁的女同志到该村招人,说是到胶东育儿所看小孩,按月发工资。父母非常支持她到外地工作,就与邻村另一名女青年报名。她们4个人用了两天一宿的时间,从莱阳步行到乳山腾甲庄村的胶东育儿所。当时育儿所的所长是个女同志,叫刘志刚,年龄接近50岁;事务长是个男同志,姓梁,30岁左右,经常赶马车为所里买菜。姜淑珍的主要工作是照顾那些会走的孩子,给他们吃的、喝的,帮他们整理卫生,陪他们在院子里面玩。
1952年7月,胶东育儿所由乳山县人民政府接管。在10年的时间内,因战乱统计资料散失,住所孩子的数量未留下准确记录,但许多亲历者说,育儿所抚养的八路军指战员及地方干部的后代共1000多名,有300多位乳山母亲哺育过胶东育儿所的孩子。
20世纪80年代,在县妇联工作的谭波同志,曾采访过一些胶东育儿所在世的工作人员和乳娘,抢救性整理出了一批翔实的资料。乳山的乳娘们无私的母爱,印证了人民与人民军队的血肉联系,免除了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辛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