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整个中国版图上出现了多个各具特征的新区。这些新区正在悄然改变中国的未来。面对未来发展的紧迫压力，新区发展既要专注转型，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勇于攀登技术进步的高地和前沿；同时，也要坚持对外开放，大规模承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转移。
　　2011年12月25日，这注定是一个在四川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天府新区开工建设的项目达150个，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用了这样的标题——《天府新区开工了》。从此，千载天府翻开崭新一页——面向未来，我们将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代表天府新区建设涉及的成都、眉山、资阳三市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做到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天府新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为把天府新区建成宜业宜商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而努力奋斗。
　　中国版图新区样本各具特征
　　2011年6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其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为各区域规划提出纲领性发展要求。而在此前后，整个中国版图上出现了多个各具特征的新区样本：
　　1月，中原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3月，沿黄经济区在全国“两会”上写进“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这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
　　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成为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区。
　　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三个主打海洋经济的区域规划，至此，“3 N”沿海经济区发展布局基本形成。
　　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以重塑珠海发展新优势、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新载体。
　　11月，国务院发布消息正式批准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同意平潭实施全岛开放，在通关模式、财税支持、投资准入、金融保险、对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赋予平潭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政策。
　　今天的中国在疆域未变，体制未变的情形下，经济社会却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新区的身影尤为显眼！
　　新区建设催动发展模式变化
　　新区，是不是正在改变中国未来？是不是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一种新的有效解决方案？
　　不止是上述这些新区，往前追溯几十年，那些或大或小的新区，早已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无论是改变的规模还是改变的速度，都是如此。大约30年前，深圳特区在蛇口工业园起步，目前深圳的出口已相当于整个印度的出口规模。海南从广东省的一部分变成中国的一个超大新区，重庆从四川直辖，也是类似情形。
　　那么，过去的30年中，新区如何获得相对的优势？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了新区爆炸式的增长？我的答案很简单——通过差异化的竞争提升区域经济密度，通过产业的集约集群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一种管理经济的新方法，新区之新，就在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壁垒，特别是固化的地方利益对区域经济集中设置的种种阻碍，使得一个突破边界束缚的地理实体或者单元，能够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营造局部的吸引力，在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促进生产性机构、人口的快速集中，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密度的极大提升，同时通过共享性的发展措施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共同发展，撒播现代文明的种子。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在陆家嘴狭小区域内聚集金融总部相关经济活动，经济密度提升最快，强势支撑起与中国建设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则聚集了空客飞机，以及葛兰素史克等大型制造项目；重庆两江新区虽然诞生的年代有点晚，但发展势头不错，布局了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集聚了电子信息等相关制造业。
　　再以我工作所在的成都高新区为例，它仅仅以130平方公里的区域，通过20年努力，已经成为具有世界级和国际影响的IT产业基地，贡献了四川省和成都市的 “两个十分之一”：一是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700亿元，超过了成都市的十分之一；一是2011年财政总收入220亿元，占四川省的十分之一强。此外，如西安高新区、合肥高新区、宝鸡高新区等21个国家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均已占到了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其经济密度可想而知。如果把目光扩大到全球，欧洲从当初的煤钢共同体走向货币联盟，再到目前讨论的作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财政联盟，都是沿着这一规律勇敢地前行。
　　新区建设关键在转型发展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能否对未来的新区建设做出一个预测？答案是肯定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赶超美国——这是目前预测的最早时间。如果这一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赶超仍然取决于未来的中国新区建设。但我同时也认为，对于新区建设，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度思考。在不久前于川报理论创新版刊发的文章中，我谈到了新区建设的六个维度：经济密度的维度、金融的维度、产业的维度、市场的维度、体验的维度以及幸福的维度。我想，这六个维度，是新区建设中应当仔细思考的问题。
　　在此我还想对产业的维度作一点特别的阐述。一个核心问题是，从产业发展上讲，30年来的新区建设，几乎吃尽了中国工业化史上所有低处易摘的果子，无论是廉价的土地也好，巨大的人口红利也罢，以及环境的消耗和良好的国际贸易大环境。未来的新区发展，我们将不得不面对采摘地势相对较高森林里果实的现实。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未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土地的刚性约束，以及全球经济大潮中不可预知的“黑天鹅”效应——可能是主权债务危机，也可能是更加恶化的外部需求环境，我们都不应当有太大的惊讶。
　　在未来如此紧迫的压力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型发展，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路线，一个是强调财政政策的学派，一个是强调货币政策的货币主义，但两者都是危机清理经济学，根本的局限性在于短期性。因为财政刺激的赤字，准确地说是政府借来的钱最终是要还的，无论是对国内的债权人还是国外的债权人。就像目前我们看到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最终是要压垮经济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救命稻草，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债务，把一个国家作为整体看，所有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抵消，是一个货币中性的概念。只有新的发明才是长期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因，所以，未来的新区建设要勇于攀登技术创新的“高原”，这需要我们有强健的体魄，也需要有更加坚定的勇气，更体现了采摘果子的难度。同时，我们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办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新区。这个话正面讲可能显得太宽泛而无实际内容，如果从反面讲就会印象深刻了——封闭起来发展产业，就好比是“零和博弈”的赌博游戏，没有根本的增加值，至多是一种自娱自乐。当然，对外开放也不是过去那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做法，需要加以改良——大规模承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转移。
　　意识到新区改变中国，至少对我而言，将是2011年一年中思考的顿悟时刻，也是献给新年的一份微薄心意。（汤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