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吾民：归家记者眼中的家乡之变
随着集镇化的加速，很多村民搬迁到了集市。于是，养猪的人少了。
关于杀猪的记忆开始在谢子能这一辈消失。
谢耿峰小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猪。经常很早就被杀猪声吵醒。那时候，村民们养的猪，都是自己屠宰后拉到集市上去卖。后来屠宰和销售猪肉这事就不能完全自主决定了，得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和监管。
于是很多人觉得肉价自己定不了，索性不养猪了。村里外出打工的有增无减，剩下的老人和小孩为主，而养猪是个体力活，老人们于是也不养猪了。再加上精壮劳力外出打工，种粮人少了，可喂猪的粮食也少了，这又流失了一部分养猪户。
村民大量搬入集市后，村子正在空心化。村里的老屋主要变成了存放稻谷粮食的仓库。每天，这些新搬入集市的村民们，都要走上几里路回家牵着耕牛去喂水，然后再给耕牛放点干草。随着机械化的普及，耕牛也在逐步被“解放”。
一些有钱人则到县城高安去买房子了。这个县级市的房屋均价已经到了四千多元，是北京10年前的房价水平。
那些从村里走出去的“能人们”，每年春节回家过年，都期待着下雪，而且最好是中到大雪。白雪，是这些“喝过墨水的人”最想给村子修饰的颜料。它能掩盖随处可见的牛粪、白酒瓶、泥巴、塑料袋，以及断壁残垣的祠堂，还有小时候差点淹死他们，而如今荒草疯长的池塘。
【吾乡吾民】“全民放贷”原来就在身边
过去两年，徐州民间金融机构突增。比银行高出许多的利息裹挟了大部分普通人。然而2011年下半年七八个人跑路，丢下了数千名受害者，并引发全城民间挤兑潮，进而可能拖累这个市场上的好公司。
身边的“放贷人”
一直以为，高利贷，只是自己和同事们采访报道的一种经济现象，和我总还是隔着些距离。却不想，这次春节回家，发现在老家江苏徐州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观念保守传统的中原城市，竟然也在2011年成了高利贷的“灾区”之一。
腊月二十九，去初中同学家拜年。同学的妈妈徐阿姨知道我在媒体做经济报道，急急地拉着我问：“你说，2012年国家的金融政策会宽松吗？企业贷款会更容易些吗？”我讶然。这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徐阿姨夫妇皆已退休，怎么会如此关心宏观经济，还问出这么专业的问题。
“我妈拿了一堆钱出去放贷，有一家跑路了，还有一家现在到期了却抽不出钱来，说是要等贷款批下来。我姨我叔还有我姥爷，都有放贷。”同学在上海工作，普通白领，也是过年回家，才知道全家都变成了放贷人，还出了问题。
想起来的路上，看到公交站牌、烟酒小卖店甚至电线杆子上面，到处都是大大小小、花钱的不花钱的投资抵押担保公司的广告，还觉得有些奇怪。原来一年没回家，徐州竟然也全民放贷了？
“我同事的儿子、我们楼下的儿子，原来都没有工作，现在都开投资公司了。才做了一年，就开起了小车。”徐阿姨开始详细说起她们家这两年的放贷之路。
最初接触到高利贷，是两年多前，徐阿姨的一个同事推荐的。12%的年息，也就是放1万元，一年能拿到1200元。只比银行略高一些，还是同事的亲戚开的公司，倒也稳妥。做了一年，本息全收，相安无事。
待到2011年初，徐阿姨再琢磨这笔钱的投资去处时，徐州忽然间多了很多类似的公司。而且看一家，年息18%，再去一家，年息24%；准备下单的时候又听说，年息40%、60%的大有所在。身边亲友参与放贷的也多了起来，都是你介绍我，我带着你的。
徐阿姨几经纠结，先选了一家在徐州有实体工厂的，年息24%，不高不低，投了5万元。又继续跟自己的姐妹们考察其它利息更高的公司。“反正退休了没事做，我们整天看看这家的工厂，听听那家的讲座。而且，放贷就跟有瘾一样，亲戚朋友又都热情高涨的，谁都觉得不会有事。”
挤兑潮
跑路那家的5万元，就这么在2011年6月份投了去。
老板是个徐州籍的日本华侨，号称投资了下属县级市邳州的一家热电厂，跟徐州老乡融资，有钱大家一起赚。60%的年化收益率，徐阿姨虽然觉得有些吓人，但看了很多跟政府相关的宣传资料，“政府总不会骗人吧。”
没想到才收了三个月的利息后，9月份就开始欠息了，老板跟放贷人们斡旋了两个月后，消失了。到区公安局去报案，徐阿姨才发现，已经登记了七八家高利贷老板跑路，几千号放贷人的信息。再细看那些登记信息，唬了一大跳，几十万上百万的不算少数，“就算是公安局把跑路的抓回来，怎么也会先还那些大头的钱，我们这5万10万的恐怕也指望不上”。
慌了神，徐阿姨决定，尽管看过实体工厂的那家应该不是骗子，但还是先抽出来落袋为安，反正12月底也到期了。
“抽钱的时候才知道，难啊。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还得小声地到里屋去谈，怕影响了外面那些还在往里放钱的人，他们不高兴。”年前这几天，同学家几乎都在开家庭会议，讨论怎么把大家庭的钱，一笔笔地抽出来。
徐阿姨这一大家子，还有一堆钱放在了一家在徐州做了快十年的担保公司里。这家公司倒是只负责担保中介，合同由借贷双方直接签署。但2011年下半年徐州近十家涉嫌高利贷的老板跑路，也引发了这家公司的挤兑潮。
年前，这家公司连番邀请放贷客户开会，徐阿姨去了两次。“那老板很难过地说，我们马上都能开十周年庆功会了，什么风浪都经过了，没想到会碰到这次的挤兑潮。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们有实力，还奖励了不抢着提钱的人。”
“我知道他们也有难处。那家有厂子的公司，一直跟我说能不能续2个月，3月份生产销售能上来，贷款也有可能下来，到时候就能把本息都还给我们了。可是你说，这贷款能下来么？经济形势能好起来么？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去么？”徐阿姨怕报道出来会引发挤兑潮，一直也没松口说那家厂子的具体信息，只是一直念叨着经济形势金融政策。
【吾乡吾民】垃圾包围农村
农民越来越富，污染却越来越重。毒垃圾渗入土地河流，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
往日的盈盈碧水，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 （陈新焱/图）
这次过年回老家，感受最强烈的现象之一，是垃圾污染。
老家地处大别山深处，取名“理畈村”。家的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大山，门前则是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据说，清初就有人定居于此。从大山深处流来的泉水清澈见底，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摸鱼捉虾、游泳戏水中度过。
那时，村民们也不打井。每天一大早，各家的男人们挑着水桶，就在河中取水。晨雾一过，妇女们就提着衣服，在河边洗晒。
大概在七八年前，喜欢打鱼的邻居抱怨，河里的鱼开始越来越少了；过了两年，乡亲们就不再在河里取水，转而挖井；再过了两年，井水也没人吃了，村里架起了水管，直接从小河的源头取水。
这样的变化，皆源于污染。而这种污染，几乎与村里的经济发展同步。
碧水良田成垃圾场
在大革命时期，老家是鄂东南苏区后方所在地，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差不多处于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乡亲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大米和蔬菜，吃剩下的，喂猪；人畜粪便则是天然的有机肥，生态平衡，几乎没有什么破坏。
直到我出生后的1985年，村里才修通了第一条通往乡政府的土路。几年之后，村里通上了电。工业文明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外出务工，以后逐年增多，他们一部分在北京、西安做理石生意（因老家盛产理石）；一部分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打工，至2009年，全村在外务工人数高达千余人。
外出的人们带回了财富，也带回了新的文明。这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最近五年，几乎每家每户都盖起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二、三层洋房。
在泥砖瓦屋时代，为了方便积肥，村民的厕所基本和猪舍连在一起。换成洋房后，厕所移到了室内，增加了排污排水管道。难题由此出现——由于村里并没有统一规划，各家的污水便到处乱排。有的排到附近的田里，有的则直接排到了河中。
原来用的泥砖，拆掉之后打碎，又变成了泥土，在原来的地基上稍做平整，又是一块耕地。而现在换成了钢筋水泥，敲不烂，打不碎，村里也出现了城里才有的建筑垃圾。
富起来的乡亲们也开始消费工业品，化肥、农药、吃完就扔的罐头、各种包装精美的食品以及橡胶、电池、玻璃等各种化工产品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村庄。一些原有的优良传统，也在递增的财富面前瓦解。比如，原来谁家有红白喜事要办酒席，用的都是族人从家中带来的、自己吃饭的碗筷。现在主家都不麻烦别人，直接就买了一次性的塑料碗筷，吃完就扔。
问题随之而来。城市垃圾起码会有转运处理，而农村垃圾却无人顾及。乡亲们有的倒在屋角，有的倒在田埂上，有的则干脆倒入门前的小河里。
小河由清转黑，往日的盈盈碧水，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而肥沃的耕田，有的也泛起了阵阵恶臭。已经搬到城里居住的父母也忍不住哀叹：好好的一个村，就这么毁了。
垃圾场的城乡之战
这样的景象，并非只在老家出现。周边村也是如此。春节前，我在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文笔”的渔村采访，看到的情形甚至比老家还严重。这里的人们家里都没有厕所，村里建了几个公共卫生间——那真是我见过最臭、最难以插脚的卫生间——门口是苍蝇横飞的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里面则是没有入池的一堆堆排泄物。污水从各家排出，在村中的小路中粘结成一团团黑色的胶状物。这些未经处理的垃圾，有的甚至直接入了洱海。
众所周知的是，在城市，垃圾增长速度堪与GDP比肩，200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三年前，把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而今当然更甚。
在农村，这一速度同样惊人，卫生部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每天每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而这还不算那些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垃圾——统计数据显示，至少85%的城市垃圾，也被掩埋在了乡村。
在我老家就是如此。离我们村几十公里外，有一个名为凉亭岭的垃圾场，是老家所在县城唯一的垃圾场，使用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如今的垃圾场内已形成一座十多米高的垃圾山，仅“山顶”的面积就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2010年8月，附近的村民怀疑垃圾场污染了环境，导致该村癌症患者人数增加（该村约2600人，从1994年至今，共有37名村民死于癌症），堵封垃圾场二十余天。导致县城每日上百吨的垃圾无法及时清运，县城差点成为“臭城”（在其他地方，由此导致的冲突同样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农村垃圾主要是一些易腐烂的菜叶瓜皮，现在却成了塑料袋、废电池、农膜、农药瓶、工业废品、腐败植物等的混合体，特别是由于大量使用塑料，导致垃圾中不可降解物所占比例迅速增加，使得农村垃圾在日渐向“毒害化”发展。如果不加以遏制，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那些有毒垃圾一点一滴渗入土地，渗入溪流，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