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常房

　　健康报：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同步推进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在您看来，改革的逻辑是什么？

　　方来英：所谓的北京医改逻辑，其实就是牢牢把握医改方案的设计初衷，任何时候改革都不能忘了初心。假如认为看病难看病贵反映了医改的本质问题，那这个本质问题或者最难的问题就是资源配置。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上讲，北京一直着力重构医疗服务体系。尽管北京医疗资源丰富，但仍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北京在重构医疗服务体系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解决基层问题。

　　健康报：解决基层问题与公立医院改革的关系是什么？

　　方来英：如果关注了北京的整个医改方案，就会发现，基层在这次医改中承担了重大任务，公立医院改革如果没有基层医院的承接力，以及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完善和改善，那么这项改革就是无本之木。北京医改并不是为了公立医院的改革而改革。现在所谓的大处方等问题，仅仅是路径中需要改善的某个问题。也就是说，取消药品加成并不是医改的目的，而是手段。这一思路在北京医改方案设计中非常清晰。

　　健康报：北京此次医改的关键点有哪些？

　　方来英：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供给者，要通过调整制度释放医疗卫生系统活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而在提供制度的时候，需要对卫生发展规律有深刻的了解。这是北京医改的第二个逻辑。打个比方，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医改并不是为了单纯解决三甲医院的排队问题，但北京可以通过强基层，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等举措使三甲医院的功能归位，这就涉及对卫生规律的认识，北京医改必须要遵循卫生规律。此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完成综合配套措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以及药品阳光采购政策的配套。北京的药品招标改革前一直拖着没动，就是为了与这次改革联动。所谓“战术操作服从战略安排”，也就是谋定而后动。

　　健康报：改革试点的时间是不是比预想的更长？

　　方来英：北京设立医事服务费，并不希望把更多的服务变成项目付费，从而形成新的项目付费刺激机制。所以北京划分了不同等级的医事服务费，试图用一种杠杆去调整社会的医疗行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北京医改从2012年试点开始，观察医事服务费的替代政策在北京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会有什么影响。只有通过试点，增强社会的信心，同时也增强自己的信心。任何一个大改革，都不能急于求成，要稳、准、狠，这是北京医改的第三个逻辑。

　　健康报：改革中，您秉持的理念是什么？

　　方来英：改革要有足够的政治定力。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区的做法可能在北京不适应，而北京的做法也不一定适应全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心，要有一定的运筹帷幄能力。路一步一步走，自然水到渠成。此外，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社会舆论对医改的影响也十分重要。这次北京医改做了大量的前期数据测算和后期宣传动员。改革实际上是形成社会共识的一个过程，也希望北京的医改能够在推进过程中不断被认可，被释放。